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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英:中国式管理哲学的两个方向
2017-01-09 16:05:54   来源:华夏基石e洞察公众号    点击:

成中英:中国式管理哲学的两个方向

管理是一种协调理论

在中国,尽管管理的概念产生于近代,但是“管理”这两个字却具有丰富的古典意义。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中国的企业在新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在一个新的商业文明时代,或者说是在新的商业方式、新的交易模式下的发展,当然要回归到中国最根本的概念上来。而这个概念本身也具有一种内在的普遍性,所以它是一种哲学。

我们说,人类文化发展到今天,可能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必要。一个是持续的创新。环境是不断变化的,人的自身也在变化着,所以,要不断适应变化,适应环境,创造出一种新的适应能力,并能够改善或者改造它。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

另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创新往往是基于个体的,但需要经过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需要有一种交易。创新和交易是人类的进化和社会变化的基本原则,也是我提出“道与心”的理论基础。

2005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成中英自选集》,书中包含了中国基本哲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并从这个角度介绍了文化与伦理、逻辑与知识,以及我自己对生命和哲学的反思与瞻望等等。在这本书中,我没有提到中国管理哲学,《中国管理哲学》是在1993年出版的。2006年,人大进行了再版。上述两本书是我今天所讲内容最基本的参考资料,这一点尤其需要强调。

我想,“中国管理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一种本体论的属性。通常情况下,大家只是从商业或者从管理学科的角度出发,并没有认识到其基本的古典特征。我们的学校教育,尤其是高中到大学阶段,几乎不包含抽象的哲学思考的内容,这可能是一个局限。而如何更早地接触到有关于哲学的思考,对发展其实至关重要。

什么是哲学?简单地说,是我们对生命存在的基本问题的深刻反思,它最初是对人类的认知和逻辑思维方式加以了解的过程。

而我们现在所讲的“管理”,它更是一种应用的学问,对如何使个人或集体的事业有一个基本的发展目标,并能够遵循一定的发展秩序来说,这是一套非常实用的原则。

我在上世纪90年代回到中国至今,始终特别强调管理哲学的重要性。当时的管理都是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尽管计算机很重要,但是管理应该远远不止于此,不应该只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应该是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事之间的关系。当然,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必要的,比如物流、比如结构的管理,包括工程管理或者是材料管理。但是,不能把人也当成材料和机器来管理。从而,我特别强调,管理不能仅止于控制理论,而应当是一种协调理论、一种沟通理论,这是我在90年代提出来的。

人心与道心,寻求发展之根本

那么,什么是道?对此有很多说法。“道”具有整体性,既包含客观的事物,也包括主观的个人。我把它看成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是世界与个人整体的、真实的现象,是整个宇宙的发展方向。因为人是在宇宙之中的,所以人的发展也属于这个范畴,这是我要讲的道的基本概念。

更深入地讲,道是一种方法、一条道路,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出发点,是一个根源,是任何事物存在或者生命发展的基本源头。道也是创造力,更是原始的创造力,以“万事万物”的形态出现,并能够凸显出人的一种自觉发展的能力——这是道的存在,不只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客观的对事物的了解。

宇宙有道。道是宇宙发展的主宰力,是它的源头之一。那么,人的发展是由谁来主宰的呢?是心。人心也能够代表宇宙之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人与宇宙、人与天地之间,作为主宰的心,无时无刻不是以道为本源,来支撑着、考验着、鞭策着自己的。

而我们所说的管理,或者说规则管理,尤其是西方管理学里面谈到的,如何进行计划、组织、人事、领导、控制等五个方向,是传统西方管理学的基本概念。

在工业革命以后,我们要怎样进行量化或者大量化的生产?通常我们普遍考虑的因素还是以生产管理为主,但是却往往忽略了“发展之道”这一管理动力。那种既能发展工业,又能超越工业的能力,属于内在的,一种更深层次的,具有本源意义的管理,叫做心的管理。

古人说,人心惟危,道心微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句话在今天看来仍然非常有效。我们说天人合一,天人怎么合一?天人是不是真的能合一?这是管理者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思维。它给出了为人处事的一种基本道理,在人的自我管理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基于人与道的密切结合,也就是所谓天与人的结合。在人与天或者人与道的内在结合中,人才能找到他的创新动力,才能够实现人的价值,并能使创新对人类进步、对社会发展有益。

但是,人心毕竟和道心存在差别。人尽管是天所创造的,但人心仍然有一定的自由度,仍然面临着各种可能性,尤其是可能会有很大的欲望,也可能会特别以自我为中心。道心处于人心之中,是人心的一部分。但是,由于人心在现实中会受到各种引诱或者是各种刺激,所以会偏离内在的道心。在这种情况下,人怎样通过道,进行一种好的管理,这是中国人面临的问题。

道心很小,但是很重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道心虽然微弱,但是它能够做出大的贡献与创新,能够改变世界。然而,现实环境往往掩盖了人内在的创新欲望,或者掩盖了关怀他人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要进行反思,从而才能够进入到一个有益于自身发展的道路。

人只要存在,就会有欲望、有感情、有理性、有理智,如何去掌握其中最精华的部分?我们知道,有些事是利他的,但是人们不去做,为什么?因为不会立竿见影地得到好处。我们可以帮助他人,但是却不想做,因为缺乏助人的动力,也因为觉得会给自己带来诸多的不便。同样的,你可以不伤害他人,因为这样对自己也是一种保护,但是同样的机制,也会促使自己去做一些违反初心的事情。人为什么会说谎?为什么会失信于人?尽管他对这种行为有着完全清晰的判断,但是由于人们的某种习惯,使他在大部分情况下,选择了对基本后果的无视。所以,我们忽视了一个小的“恶”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忽视了一个小的“善”可能会带来的那么多的好处。人的心灵能够把握一种基本的标准,进而达到一种仁爱无私状态。但是,大多数人却不愿意去做,因为有太多的习惯、太多的诱惑、太多的利益在影响着我们。

今天的中国面临重新发展和大力发展的历史节点,重在对科技、技术,对知识的追求和运用。要讲求科学的精确度,首要在于要有科学的认知。比如既往,我们对食物的要求很低,饮食的搭配等等都不够科学,于是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肥胖、糖尿病等等。那么我们怎样去讲究饮食?这就需要考虑到饮食结构的问题、食品改良的问题等等。食物怎样能够与健康联系起来?尽管目前,大家都在强调养生之道,但很多人还停留在“养生之道”=“吃补品”的阶段。各种“营养专家”对传统中医养生理论有着不同的解释,这里当然不排除有正确的说法,但有一些解释就会带来问题。所以我们就要去了解它,要有深入的认知,然后才能去改善,去想办法保留食物中的健康的元素,把不健康的元素加以改良,这是一种发展之道,是出于对生命本身的维护,强调以知识作为基础的一种养生之道。

而面临各种竞争,我们必须要组合资源,必须要强调发展。人类文化是多元的,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创新能力。但是,中国文化为什么会在19世纪出现了大幅度的衰落?为什么一百年来,华夏文明走向了衰退?这里就存在创新能力的问题。也许自明代以后,中国人民的创新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从18世纪到19世纪,恰逢西方的创新发明大发展的时期,出于对自然科学强烈的探寻精神,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科技创造涌现,显示出西方世界在发展、在创新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文化也可以创新,竞争力本身也是一种创新。中国要参与的,不仅仅是创新的竞争,而是各方面竞争。我们在每一个方面都有改革的余地,就像我们所利用的各种工具,它的品质、它的友善度、它的持久性,都可以加以改善。

今天的工业是不是要向这个方面发展?还是仅仅满足于一次性收益?如果仅仅满足了一次性收益,我们还有什么发展可言呢?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对真实的方法的认识,对道的认识,同时涉及到人对自己心灵的掌握。心往往会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那么,我们有没有改善环境的善心?有没有至少不去伤害他人的底线?这是值得我们去反思、去检讨的。有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欲望,所以更应该自觉地反思,然后才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中国管理哲学的基础。

天道一体,寻求内在的管理

我特别强调《易经》的重要性。把《易经》作为管理哲学的基础,是我1979年在台湾提出来的。并于90年代开始引起了大陆企业的重视,更是在本世纪开始逐渐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但是目前,还存在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在谈到《易经》的时候,或者把《易经》奉为管理哲学的时候,仅仅把易经当成是建立预测方法的手段,而这个预测方法却往往脱离了实际的科学对象,更偏向于对一些“术”的应用。《易经》是一门学问,但是我们是不是要把预测建立在脱离实际的基础之上?用《易经》的智慧来做管理,仅仅用到了它的闭塞性,却没有对其开放性的运用,这是易经管理哲学在应用中普遍遇到的问题。

而我想提出的是,目前的西方管理哲学和中国以易经为基础的管理哲学有一个差别。这个差别在于,西方管理哲学往往强调二元的分离性,原始的社会形态是以上帝的真实性和人后天的不完善来做对比的,并常常强调这二者之间的差别,即两个方向上的差别:权力以及被权力所支配的对象。前者是一套真实的标准,后者则必须服从于前者。这就变成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变成了国内民主与国际霸权的对立,具有排他性与征服性。这是西方当今政治管理的特性,同时,它在商业管理方面,也具有这样的特性。这种特性往往会显示出企业本身的垄断性,或者契约本身的征服性。以利润为中心的成功往往具有某种“霸权”,是某种意义上的“征服”,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商业也可以拯救劳动。同时,在另一方面,商业也显示出受到上帝主宰,可以控制一切的态度。这是确定可以看到的倾向。

而对于中国而言,她与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起源。刚才说到的“一体二元”,不管是在希腊文化或者在犹太文化里面都有这种二元分离的特征。中国文化自其伊始,她所宣扬的天与人的关系,道与心的关系,也是一体二元的。人来自于天地,天地来自于最后的一种生命力。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天道一体,可以结合在一起,也可以沟通,并彼此相互调节。正像我们所说的,管理是一种外在的能力,但是它的最高层次,在于自我管理。在管理哲学当中,我们把自我管理称之为伦理,它是指内在的管理。

外在的管理强调以德服人,强调把伦理、把德行外在化,用以适应他人。从这个层面上讲,我特别强调管理是外在的伦理,是众人的伦理。而伦理是个人的管理,是内在的管理。二者彼此可以沟通,并且必须要加以沟通。管理离不开伦理,伦理也离不开管理,二者构成了内外一体的状态。今天我们讲新商业文明,事实上,我也特别提到,它是回归到中国的基本哲学,回归中国的人文主义的一种文明。

运用诸子百家,建立整体的秩序

纵观中国历史的脉络,我们从易学开始,走向了诸子百家。所谓诸子百家,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学派: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与易经相比,前者强调宇宙的发展之道,而儒家则强调人的发展。但是在发展当中,我们要讲求自然,要认识天道,那就是道家。墨家讲兼爱,是指人的关系,要建立一种相互关爱的关系,这也是从人的角度出发的。人类要生活下去,所以既要爱人,也要利人,在爱与利之间没有矛盾。

儒家强调了人的自私性,因为诱惑、欲念,造成了人心和道心的偏离。但是对于墨子来说,可以为人的行为建立一种标准,既互利,又兼爱。所以,儒家和墨家是互补的。过去,我们常常认为“儒墨之争”是对立关系,但我认为它们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一种认知。

而传统的法家,强调整合社会差异,找寻一个公法,所以秦代主张严刑峻法。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法家相对最具有客观性、平等性。最后一个是“兵家”,它在面临矛盾的时候,可以给出某种解决方案,比如发展军事。对国家安全与发展而言,用兵之道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兵家所强调的,仍然具有内在的人的价值的倾向。《孙子兵法》强调用兵之道,一方面是符合自然规则,另一方面也符合人性,这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

在上述一些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如何分析,并寻求管理的途径呢?

我能够观察到,中国在这二十多年以来所发生的危机:1997年的信任危机;2003年的欺诈危机;2008年的次贷危机等等,无不代表着自私与贪婪所造成的恶果。它的目标或者潜在的目标就是要取得巨大的利益,不管是对个人或者是对企业,抑或是对企业家的群体和诸多的企业,其根本都属于管理的危机,也属于伦理的危机。比如,在工业化的背景下,我们面临着环境的危机,包括这样大范围的持续的雾霾,我们能不能彻底地处理,能不能牺牲短期的利益,来成就长远的健康发展?这需要一个道义上的决策。它不能够完全从利益角度出发,否则会造成很多的问题,乃至于造成各种可怕的危机。同时,我们还面临一些不确定性的危机,都是由于仅仅重视个人的成功,偏离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偏离了人的整体价值所造成的,这是当前中国存在的最大问题。

因此,中国要建立两种管理之道,它同时也是中国式管理哲学的两个方向。其一就是从个体做起,来建立一种整体的秩序。人对自身的管理,包括管理者的自我管理,以及他的能力、他的德行都是很重要的,这决定了管理的成效。不论是管理的方式,还是管理的思想,有时候离不开人对自我管理的特性,这是管理的主体需要深入考虑的问题。儒家对此非常看重,强调个人能力、品德,强调能否由内而外、由下而上、由小而大地进行一种认知和实践。而这样的方式就是从个体的自我管理走向对整体的管理,进而走向对天下的管理。这是我所提出的,天下管理之道。

其二,即放眼天下,从天下之道出发,反过来进行的,对人的行为的管理。这种管理之道,是从上而下、从大到小的“易道”管理,或者是易学管理之道。

天下管理之道,我把它当成是大学之道。大家知道,对中国的管理而言,这两个方向非常重要。从个人做起,然后发展到全体,再从全体关照到个人,是两个同时进行的管理体系,就儒家而言,就是强调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是从个人的格物致知做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从内而外、从下而上、从小而大的一个实践过程。我用五个C来进行说明。5C是什么?即五种不同的创造力。这个创造力不是创造出一个东西出来,而是能够适应环境,能够产生出一种新的事物,是创造出更好的、更合理的生产方式。其中,C1是自然统和力,即统和环境的能力;C2管理整合力,即团聚群众的力量; C3是作战控制力,即策略计划的力量;C4是经济竞争的生产力,是经济生产的能力,指持续发展、改进创新的能力,即维护生存与繁荣的能力。不但能够生产,而且能够持续发展; C5是道德文化力,即推行道德正义的力量。其中,道德力是推行道德正义的力量,是能够掌握一种正向的管理方式,改善人和社群关系,能够使人较少受到伤害的力量。

此五力的提出涵盖了Joseph Nye有关硬软巧(smart)三力的说法,体现了我《C理论》的 C1>C2> C3 >C4.>C5 所形成的良性相生循环。管理导向是以C2为中心产生的一些导向,必须依托 C1,必须发挥C3,以达到C4 的效果,再回到C5以做出新的管理:管理永远更新。此点可参考孔子说礼的“变革虽百世可期”的发展之说。

“大学之道”的传统分析是格物致知、修齐治平,要发展的即是这五个能力:统和力、领导力、作战控制力、维护生产与繁荣的能力和道德文化的力量。这五种力量,从格物致知的角度去解析,即“道”,是道和心的结合,才能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在我看来,大学之道可以是由内而外、由小而大、由下而上的实践过程,这是日本企业从中国传统智慧中寻求管理之道的本源。

1991年,我在东京做教授期间参观松下正署(音),受到了对方热烈欢迎,足见其重视程度。当时,日本的朋友就知道,我对他们的管理模式有深入的了解。当我讲到中西哲学比较的时候,谈到松下幸之助基本的管理思想来源于孟子,他们深表认同。而在他们的正堂中间,也悬挂着《中庸》的内容。这是日式管理哲学中最基本的原理。松下的企业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发展也正基于此。那么,在日本企业中所讲求的诚恳、求真、不虚假,这不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吗?这正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基础。所以,不管是稻盛和夫,还是松下幸之助,他们都提倡这种中国式的管理。而我们的传统管理智慧为日本人所重视,却没有被中国人自己重视起来,这令人觉得不解。

我们中国人把自己文化中的精粹丢掉了。我们并没有认真地了解我们自己的传统,反而试图向西方、向日本学习管理,这令人倍觉惋惜。如果原本来自于自己的文明,我们自己却不认识、不能掌握,反而要由西方人来告诉我们,就如同国人不认识自己的文字,反而要通过西方翻译过来一样,这是中国人的悲哀。

二十年前,我在中国科技大学、上海华东师大以及广东的一些学校讲课的时候,讲到对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观点,大家还是比较接受的。当时,一些企业家由于受到文革的影响,书读得很少,所以很迫切地想补课。而今天的EMBA或者是MBA与他们相比,相差了二十年,这二十年的差别是什么?管理人又积累了多少认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我很希望这些带有中国人传统智慧的管理哲学能够再一次被大家重视起来,这样中国的发展才有根基,才找得到原点。反之,如果我们把自己文化的精华丢掉,画虎不成反类犬,反而我们无法实现超越。所以说,大学之道是从下而上,从小而大,从内到外,这是非常深刻的道理。

不能忽视的道德力、自然力与知易行易

美国卡特时代的副国务卿,他本身是哈佛大学管理学院的一位院长,是著名的政治学家,或者说是政治管理学家。他所提出的“硬实力”、“软实力”被大家广泛地传播和引用。但是十年以前,在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说我还有一项新的发明,就是“巧实力”的概念。什么是巧实力?就是我所提出的,能够规划、策略作战的能力。能够树立目标、找到好的方式,然后看到问题。而且能够开放资源、利用资源来进行计划的逐步实现,并最终取得胜利。所谓经济或者硬件上的硬实力是必要的,但仅有硬件或者软件是不够的,还需要巧妙地去运用它。我认为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有了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仍然不够,还要有“道德力”。所以,我当时与他探讨的核心就是,只有这三个“实力”,固然能够取得一时之胜,但是人如果偏离了最根本的,追求价值的能力,违反了天地之道,他就很难再持续地发展下去。比如我们持续伤害自己的身体,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失去了维护自己生命的能力。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说,仁者爱人。都是对人的生存价值的肯定。反之,我们虽然可能取得某一战役的胜利,但是不可能永远赢得他人。这个是一个根本的道理。

另一种能力是自然力,就是我们对目前所处状态的认知,对所谓生态的认知。因为环境本身具有一定的力量,需要对它有一个整体的要求。假如我们对所处的自然环境完全不加以尊重,不计后果地破坏环境,最后也会是死路一条。做企业与做人一样,首先不能违反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也不能违反自然发展和环境的力量。所以,自然力和道德力是和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同等的重要的,并且会更重要。因为只有在自然力的基础上,只有满足了道德力的基本要求,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才能得到发挥。而中国发展的缺陷正在于此。事实上,中国传统的管理哲学是非常重视自然力和道德力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需要加以特别的说明。从自然力和道德力出发,大学之道所提倡的,基本上就是使人自然发挥出一种适应环境、关照他人的力量,最后才能够从内而外、从下而上地实现更好的管理。

另外的一种力量是“知易行易之道”,是易学思想,即从大而小、从外而内、从上而下的认知。所以我们看到,大学之道是从内而外的,易学是从外而内的;大学之道是从下而上的,易学之道是从上而下的。易学最大的特点是观察宇宙,观天察地,这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基础。

“易学”与“大学”,两种方向作用于管理

这里有一张管理太极图,所讲的就是易道。谈到易道,就要先讲阴阳五行的道理。

通过对宇宙的观察我们知道,宇宙实际上拥有持续发展的创造力。天地为什么能够持久?人类的进化史或许能够说明问题。人本来不是直立行走的,在学会了直立行走以后,智慧又逐渐得以发育,形成了智人。这是一个缓慢进化的过程,大概用了二十万年到十万年的时间。而这种发展对宇宙的发展具有深刻意义。人类的发展不仅限于成为智人,更要成为一个具有大智慧的人,这是进化的目标。其基本原理也很简单,就是要掌握空间、掌握时间,在这两者之间产生了金木水火土以及阴阳的能量。我们把“阴”看作是一种存在力量,把“阳”当作一种生存力量,能够创造,能够持续存在。但是这些能量都是不动的,要使它们得到发展,得到持续的优化,就需要人的力量。这是现代的一种思想。

我想,我们必须强调所谓五行的道理,并把它视为一个现实的认识。所谓的金木水火土代表的是什么?除了它的物理意义之外,它们所代表的也是能量与力量。其中,五行相生相克的状态,包括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的循环,是通过长期观察天地变化、观察宇宙运行规律所得出的道理,我们需要诠释它、说明它,要为它赋予内涵。这种新的内涵不是死板的,不是用来“算命”的。

这里有一张管理太极图,所讲的就是易道。谈到易道,就要先讲阴阳五行的道理。

通过对宇宙的观察我们知道,宇宙实际上拥有持续发展的创造力。天地为什么能够持久?人类的进化史或许能够说明问题。人本来不是直立行走的,在学会了直立行走以后,智慧又逐渐得以发育,形成了智人。这是一个缓慢进化的过程,大概用了二十万年到十万年的时间。而这种发展对宇宙的发展具有深刻意义。人类的发展不仅限于成为智人,更要成为一个具有大智慧的人,这是进化的目标。其基本原理也很简单,就是要掌握空间、掌握时间,在这两者之间产生了金木水火土以及阴阳的能量。我们把“阴”看作是一种存在力量,把“阳”当作一种生存力量,能够创造,能够持续存在。但是这些能量都是不动的,要使它们得到发展,得到持续的优化,就需要人的力量。这是现代的一种思想。

我想,我们必须强调所谓五行的道理,并把它视为一个现实的认识。所谓的金木水火土代表的是什么?除了它的物理意义之外,它们所代表的也是能量与力量。其中,五行相生相克的状态,包括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的循环,是通过长期观察天地变化、观察宇宙运行规律所得出的道理,我们需要诠释它、说明它,要为它赋予内涵。这种新的内涵不是死板的,不是用来“算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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